舒同接受了中央的决定。随后，按中央安排，他因对山东人民心存愧疚而倍感压力，最终积劳成疾，生了一场重病。

得知毛主席还记得自己，舒同激动万分。他紧紧盯着毛主席，双手紧握毛主席伸来的手，一时不知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情感。

观察舒同的眼神，毛主席察觉到他已心生悔意，于是温和地鼓励道：“认识到错误并改正，这就很好。”

听完毛主席的讲话，舒同深受触动，眼眶湿润，泪水不自觉地滑落脸颊。

毛主席认为，人都会犯错，但只要真心改正，就是值得肯定的同志。这体现了他一直秉持的“吸取教训，帮助改正”的原则。

毛主席非常珍视人才。望着舒同，他回想起往昔，舒同常在战斗间隙沉醉于书法，就连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习，不断探索书法的深层含义。

1932年漳州大捷后，毛主席偶遇在战场清理的舒同，便上前与他交谈，紧紧握手道：“舒同同志，闻名已久，今日终得相见！”

受毛主席邀请，舒同与他并肩而行，谈笑风生。地上遍布的子弹壳暗示战斗之激烈，耳边似乎还回响着机枪连发的“哒哒”声。

望着遍地的弹壳，毛主席弯下腰，拾起一枚，以他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对舒同说：“这些就是战场上的花朵，见证了我们的战斗。”

听完毛主席的话，舒同深有共鸣，脑海中浮现出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这句诗。望着眼前的领袖，他满心敬佩，意识到这正是毛主席《采桑子·重阳》中的佳句。

这时，舒同突然明白过来，毛主席词里的“黄花”并非菊花或其他花，而是黄色的子弹壳。这一刻，他对毛主席那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情怀，更加钦佩不已。

聊天时，舒同向毛主席分享了他的革命与书法观，表示参加革命后，两者已密不可分。书法助力他的革命工作，革命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书法，他自称是“革命与书法的结合体”。

听完舒同的话，毛主席笑着夸赞：“我看过你几次书法，真的写得很棒，功底深厚，风格独特，还特别美观，你就是咱们红军里的书法大家啊！”

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后，舒同有些不好意思。此后，舒同常找机会向毛主席请教，讨论书法与诗词的技艺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。途中，舒同利用书法才能，积极开展革命宣传，传递革命精神。

每当毛主席看到舒同写在墙上的标语，总会停下脚步仔细欣赏，并称赞其书写出色，内容富含深意。

1935年，红军历经艰辛抵达陕北。到了11月，组织上安排了新任务，舒同被正式任命为红一军团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主任。

1936年，延安为抗日需要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。当时毛主席正忙于《实践论》的写作，接到写校牌的请求后，他建议找1军团的舒同来写，因为毛主席很欣赏他的书法。

之后，学校门口挂上了舒同题写的“中国抗日军政大学”牌匾。同时，舒同还挥毫写下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，这八字成为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。

毛主席特别看重抗日军政大学，他常去学校亲自教学。有次，他站在“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”的校训碑前，点头称赞舒同的字写得非常出色。

当年，毛主席视察总政治部时，对众人赞许道：“舒同才华横溢，是党内公认的文笔高手，为我们党贡献了许多精彩篇章。”

何香凝曾提及舒同，称他为党内书法大家。她说：“国共两党各有一位书法大家，国民党是于右任，共产党则是舒同。我个人更偏爱舒同的书法。”

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，红军转变为八路军，舒同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秘书长。同年11月，他又被调往晋察冀军区，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。

1940年，舒同接到任务回到延安，进入中央党校深造。两年后，他获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及宣传部长一职。

1943年，毛泽东安排舒同前往山东，帮助罗荣桓加强并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，确保根据地的稳定与发展。

出发前，毛主席专门找舒同交谈，强调：“虽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，但仅靠书本学不到真马克思主义，实践中的学习同样至关重要。”

听完毛主席的指示，舒同懂了，主席让他去山东深入了解百姓生活，积极发动群众。自那以后，舒同长期扎根山东，对那里了如指掌。

1954年8月，经毛主席同意，舒同出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，正式肩负起领导山东的重任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全国物资紧缺，市场商品供应紧张，无论是哪种商品，都需要凭借相应的票据才能进行购买。

舒同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时，家境清贫。他的孩子回忆，舒同生活简朴，常说能吃饱就好，不讲究。他的每餐标配是一小碗米饭、一盘豆腐和一碗青菜汤，从不要求更多。

后来，见舒同身体日渐消瘦，工作人员很是不忍，便悄悄在他的青菜汤中加了一些肉末，希望能给他增加点营养。

舒同尝了食物后发现问题，立刻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。他生气地指出：“百姓连地瓜面都缺，干部怎能吃肉？要与民同甘苦，不能光说不做，得行动起来。”

舒同常告诫身边的人，要严格要求自己，脚踏实地做人，廉洁奉公，管好家人，保持清正廉洁，生活简朴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舒同叮嘱子女，凡事必须自力更生，一不可谋求特权，二不可依赖关系，三不可触碰法律红线，必须严于律己，守法行事。

舒同个人要求严格，始终坚守承诺，以身作则引领后人。但在治理上，他未能及时调整政策，最终导致了不良后果。

1960年10月，舒同不再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。面对这一变动，他坦然接受，没有为自己辩解或推卸责任。

那段日子，舒同深感内疚，认为自己有负于毛主席的信任。沉重的心理负担让他不堪重负，最终舒同因此生病倒下。

得知舒同生病，毛主席非常挂念，立刻安排他到北京接受治疗。重逢时，毛主席暖心宽慰舒同，叮嘱他放下心理包袱。

1961年，毛主席又一次见到了舒同，对他表示关心：“认识到问题所在，然后改正，这就很好了。”

和毛主席交谈后，舒同在组织安排下前往济南千佛山休养。期间，他牢记主席的教诲，仔细反思并总结了自己的过往经历。

舒同在那段时间里，深入研究了书法，将颜真卿、柳公权、何绍基等书法大师的优点融入自己的作品中，独创了广受国内外赞誉的“舒体”书法风格。

1962年12月，经毛主席同意，舒同被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，这一任命让他深感荣幸与激动。

1967年，舒同在陕西面临困境，日子不太好过。

之后，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舒同在陕西遇到的困境：“舒同受冲击严重，主席能否帮忙保护他？”毛主席听完表示：“舒同没问题。”

舒同对毛主席的保护深感谢意。日后提及此事，他满怀感激地说，毛主席的保护让他铭记于心。

1968年，有些山东来的人到西安，想抓我回山东算旧账，称我为叛徒、走资派。我回应说，我在山东的工作错误中央已有定论，主席说这只是认识问题，改了就行。这让我逃过一难。

#地球嘴炮大会